湘雅史话

xysh
你现在的位置:首页 > 湘雅史话
裴文坦医生的故事
2014/10/19 15:10:06
文章来源:湘雅医院 作者:周星光(湘雅78级校友) 点击数:

    原著:周星光湘雅78级,耶鲁大学医学院

    翻译:董超

    校译:周星光

    今年四月,玛迪·裴文坦(MaudePettus)夫人庆祝了她的100岁生日。在她生日前一天,由于我必须得赶赴长沙,所以我请正在纽黑文访问的陈方平博士率领的湘雅代表团拜访了她。另外,我给她送去了一个大花篮,附上的字条写着:“我们会永远铭记您和您的家人为长沙和中国所作出的牺牲与奉献。”

    当玛迪收到了湘雅百年庆典的邀请时,她欣然应允:“我会去的。这将是庆祝我生日的最好方式!”

    自2012年以来,我在雅礼协会的年度庆祝筹款活动—旗袍舞会上数次遇到玛迪。虽已届百岁高龄,她在雅礼协会仍然十分活跃,也时常关注着湘雅—那里是她64年前曾担任护士长的地方;也是她深爱不移的丈夫裴文坦医生曾工作并为其献出生命的地方。当时他英年33岁。

    第一次见到玛迪时,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当时竟不知道这位勇毅、真诚而身材娇小的女士和她已故丈夫的任何轶事。之后我读了关于他们的一个简短的故事,又搜集到了其他片节信息。不久前我找到了爱德华·胡美(EdwardHume)博士所著的一本书—《无畏的冒险家,温斯顿·裴文坦的故事》。两个星期前,我随身携带这本书回长沙。在飞机上我阅读了它,但有好几次我感动得不能自已,几乎掩卷而泣。

裴文坦和他驾驶的飞机

    裴文坦医生是一位耶鲁大学的优秀学生,一位曾受训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外科医生。他响应了雅礼协会的迫切召唤,同他的妻子于1940年来到长沙。当时正值日本军队对长沙和中国南方发动大规模、残酷无情的攻击。五年半后,他在一架运送湘雅援救资金和物资的飞机失事中去世。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多少湘雅人了解他的事迹,只有少数人记得他在何处被安葬。

    1912年,裴文坦医生出生于上海。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名字:“裴文坦”。他在上海长大,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本科就读,之后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他是医学院院长和名医哈维·库欣博士(Dr.HarveyCushing)的得意门生。医学院毕业的那天,他与玛迪喜结良缘。蜜月结束后,他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长老会医院外科住院医师项目录取。在那里,他受训于著名的外科医生、外科系主任艾伦·惠普尔(AllenWhipple)博士。

    完成外科住院医培训后,裴文坦医生决定放弃纽约弗农山(MountVernon)医院给他的职位,而是选择去中国,以满足长沙抗战的迫切需要。这是在1939年底,当时正值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7日?10月6日)结束,长沙仍在遭受日军的连番空袭。裴文坦医生和玛迪于1940年5月底抵达香港。然后他们花了4周时间,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抵达长沙。因为当时日本军队已经遍及大部分中国,恐惧笼罩四野、几乎无处不在:害怕军队攻击,害怕空袭,害怕被俘成为劳工,以及害怕被强奸。他们搭乘小船、蒸汽轮船、卡车、火车,骑自行车和步行,甚至穿越漫溢至胸、泛滥成灾的河流。

    他们终于在1940年6月20日到达长沙。在此之前,湘雅医学院已经撤退到贵阳,而湘雅医院和护士学校迁往沅陵和耒阳。留守医院工作的只有一名雅礼协会的医生顾仁博士(Dr.PhilGreene)(裴文坦医生是来接替他的),一名英国医生,多萝西·加尔布雷思博士(Dr.DorothyGalbraith),一个俄罗斯牙医,迪米特里·阿弗斯盖博士(Dr.DimitriAfonsky),以及肖元定主任("21)和林约翰博士("36)(Dr.JohnLin)。护理人员除了1939年从西储护士学校毕业后来到湘雅的玛娇·图克(MarjorieTooker)外,还有九名中国护士,以及玛迪·裴文坦,一起照顾医院的80张床位。

    裴文坦医生在纽约与惠普尔博士和两个输血专家约翰·斯卡德博士(Dr.JohnScudder)和查尔斯·德鲁博士(Dr.CharlesDrew)共事,因此已经掌握了很多输血医学的知识。当裴文坦医生抵达长沙时,湘雅是在战争的前线,治疗在日本军队空袭中受伤的患者和士兵。他很快意识到,血液供应不足是拯救那些重伤员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根深蒂固,任何一种看起来伤及身体的事情一直被视为是一种罪恶,以致献血遭受着强烈的偏见。通常裴文坦医生,顾仁博士,甚至玛迪不得不捐献自己的血液,以挽救病人的生命。而当人们知道输血可能是救命的良策后,需求开始增加,导致来自西方的工作人员的无偿献血变得明显供不应求。裴文坦医生渐渐萌生了建立湘雅血库的想法,此想法受到长沙扶轮社(RotaryClub)成员的支持。由于身先士卒,他终于促使许多起初不愿意的中国员工献血,同时也收集到全院职工中一份70位捐献志愿者名单。然后,以一份来自加州圣巴巴拉市的捐款为起动金,他设立一个基金用以奖励献血者并资助那些负担不起输血费用的病员。1945年在重庆的湘雅和中央医院工作时,裴文坦医生继续他在普及输血运动上的努力。在许多场合下他自己献血,或者带领朋友为大的手术献血,并激励员工、医学生和医院职工参与献血。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并在扶轮社、美国红十字会(通过约翰·斯卡德博士)和中国军队医政司的支持下,民国卫生部旋即组建了重庆市血库,以满足各家医院的需求。

    1941年3月,裴文坦医生和夫人玛迪前往贵阳,在湘雅医学院任教三个月,并随后参观了重庆、成都。虽然他们在贵阳停留的时间不长,那也是他的第一次教学经历,学生们对裴文坦医生印象非常深刻。正如卢光舜博士写道,“他是个能说会道的老师,有责任心,充满活力和青春。”

    他们从贵阳一行回到长沙后不久,日军于9月初和12月下旬先后对长沙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攻击。9月27日,日军攻到长沙城北门。因为当时湘雅被视为西方的资产,除了一些个别非法闯入和抢劫,日本人对湘雅基本上没有进行破坏。结果,湘雅校区被用作避难所,近万人藏身于此。裴文坦医生与日本士兵据理力争,以保护湘雅的资产和里面的难民。同时,他和肖元定医生—仅存的两名留院医生,照顾着65位病重的住院患者以及负责难民诊所的日常工作。据肖医生讲述,他非常同情贫苦的难民,终日工作,却似乎从未觉得疲惫。

    由于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于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日军在元旦节后占领了湘雅并使用其建筑作为瞭望台和堡垒从北攻城。国军原计划用炮火炸平这幢湘雅建筑,多亏有三名长沙本地士兵的反对,这项计划最终没有执行。当时除了7名工人选择留守并躲藏外,整个医院在圣诞节后已经退避。一支往北退到益阳;裴文坦夫妇所在的另一支则往南退到湘潭,这一支队包括一些病人、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幸运的是,经过一周残酷的巷战,日军被击溃而逃。1942年1月4日,日军在撤退时烧毁了湘雅医院大楼,两个校区所有房屋大楼焚毁殆尽,几近片瓦不存、面目全非。裴文坦先生描述满目疮痍的废墟为“毕生的震惊”。当他骑自行车赶回长沙,走出北门来到这幢曾为长沙地标性建筑,他竟不能认出来,直到他返回并反复看了三次才辨认清楚。作为第一名返回的员工,他带领工人一起修复和保护湘雅资产,并在其他的员工返回之前开始收治病员。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在医院严重毁坏后医疗工作又能再次开展。

    1942年夏,玛迪生下第一个小孩安(Ann)后不久,裴文坦医生在益阳旅行途中,不幸感染了血吸虫。几个月治疗后,他的症状并未好转。1943年春,他只好到旧金山接受进一步治疗。在这一年里,他在伯克利继续学习中文并在当地医院外科观摩。1944年,他完全康复,全家搬到圣路易斯(SanLouis)。因为他意识到结核病在中国泛滥,他需要掌握治疗肺结核病人的技能,所以他又在巴雷斯医院(BarnesHospital)接受了6个月的胸外科训练。不久后在重庆陆军医院,他运用这些技能治疗了许多病人。也正是在这期间他还获得了飞行员执照。

    1944年底,裴文坦一家四口都已做好返赴中国的准备,但他最终只能独自成行。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妇孺赶赴中国战区。然而在他回中国之前,日军已于1944年5月27日发动了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第四次长沙会战。肖医生和护士长图克女士不得不将医院退避到石潭,然后再退到安化的东平。年底日军开始西进,张孝骞院长领导医学院于12月底又从贵阳迁到重庆。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上被日军切断了所有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裴文坦医生只能花3个月时间乘船先到印度,然后再乘坐美国空军飞机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东区)—中国同世界的唯一联系航线。他为湘雅随身带来了近一吨的药品、设备和书籍,于1945年1月经成都到达重庆。

    据他的学生兼同事卢光舜医生回忆,裴文坦医生在重庆非常繁忙。他既要在医学院教学,又同时在中央医院和陆军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当时医院都很忙,经常需要超时工作。有一次他在30小时内连续做了8台手术。在作为教学医院的重庆中央医院,他与学生们一起挤在临时宿舍。为了给住院医师讲课,他花很多时间在晚上通勤—驾车、步行到河岸,搭乘轮渡过江,还经常准备讲义到深夜。据与他在重庆一起共事的好友吴执中医生描述,他的讲义简洁、更新快,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他还担任张孝骞院长的外事秘书长。他也是重庆血库得以建立的功臣。随后他又参与了由中国陆军医务部和美国空军一同在芷江建立湘雅医院的计划。因为日军在八月份投降,这一计划也就落空。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裴文坦医生帮助筹备湘雅重返长沙的回迁工作。他主要负责筹款,并争取获得大量的药品、物资和医疗用品。由于他与美军及其多地的医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争取到了美国军队的一些救护车和卡车。例如,他从国际救援委员会筹集到4,000,000的旧币资金用于湘雅的重建。九月的一天,他步行8英里到芷江附近的美军药房取到400单位的血浆,并送到沅陵。他从战时运输委员会争取到了8辆卡车用于帮助湘雅的转运。又有一次,他从中国战区作战司令部弄到2辆5吨十轮军用大卡车,并与雅礼的肯莫里郎德(KenMoreland)先生一起驱车三天,从芷江的医疗供应仓库开到长沙,两辆大卡车加挂车满载医疗用品。他的这些努力对于湘雅的快速重建、重新开业以及一年后回迁长沙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那年九月到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他辗转奔波于重庆、芷江、沅陵、上海、昆明和长沙。正如他写给玛迪的信中所说:“张医生认为我对学校最大的益处就是奔波全国各地,使湘雅各个单位保持联系,为湘雅重建争取援助,并尽可能的捞集医疗用品……也许当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女儿的照顾时,我会在某处安定下来,再次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因为他经常与美国空军随行,并且是他们的官方摄影师,在日本从长沙撤退之前,他被指派负责评估湘雅的受损情况并运送湘雅重建的资金和物资。

    1945年9月4日,裴文坦医生被派遣长沙评估湘雅的情况。他的飞机降落在岳麓山南边的江岸后,被日军俘虏。这是在日本于东京签署投降协议之后,但在中国军队接管长沙之前。他被日军扣留在岳麓山区好些时日。幸运的是,他偶遇了李先生。李是图克女士的厨师,他们是在日军宪兵押解他去见上级时相遇的。通过李先生,裴文坦医生又联系上了医院的一些其他工人。几天后,中国军队进驻长沙,他随即仔细检查了校园并且立即与医院工人一起开始着手保护医院的财产。由于日本军队仍住在校园,破坏抢劫,他不得不周旋于两国军队和他们的将军之间。最后他得到了一位美军陆军上校的帮助,得以震慑日军士兵,使其停止了进一步的破坏,甚至使他们帮助清洁校园。不仅如此,他还帮助保护市内的其他医院。10天后,刘泽民医生和盛泽斌先生从沅陵返回,分别接管了医院和雅礼中学的这些工作。10月11日,湘雅医院重新开业。

    由于战时运输系统毁坏严重,远不能满足需求。裴文坦医生说服了美军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两辆飞机给湘雅,以帮助湘雅的重建和搬迁。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点子,遗憾最终却以悲剧收场。经过美军繁文缛节的诸多手续,湘雅收到了飞机。11月13日,他驾驶其中的一架,带着湘雅重建的部分资金和物资从重庆起飞。在这最后一次航程之前,他去陆军医院给卢医生留了字条,说到他将在2-3周后返回。在昆明和贵阳停留后,他继续飞往长沙。不幸的是,在他起飞后天气突变大雾,他的飞机撞到距黄坪约10英里的一座山上。这一天是1945年11月18日。

    对于裴文坦医生,湘雅和它的重建是如此的富有前景和希望,他非常希望继续在长沙服事。他在9月给玛迪的一封信上写道:“现在可以放心的预言当你和女儿们来的时候,生活会很安全,经济上也能负担家里所有的费用。所以如果你还没开始的话,我希望你能立即准备,取得护照并制定来的计划….当你到来时必然会很壮观,好多中国朋友都询问你何时能来。”不久后的10月26日,他在上海继续写道:“明天早上我要飞往重庆…为等飞机在这个可爱的地方多呆几天固然很好,但我已迫不及待地想在你到来时再回这里(希望是在湘雅的飞机上)来接你。那时我们的生活就完整了。”

    裴文坦医生的一生感触了很多人—学生、医务人员、病人、战士、普通员工和政府官员。正如张孝骞医生所写:“重庆的湘雅社区都陷入了不可估量的悲痛中…裴文坦医生无私、无畏、无限的为人牺牲精神,将永远给予湘雅师生莫大的激励。”1945年12月9日,长沙的湘雅社区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他的遗体被迁回长沙,安葬于医院的北墙附近,与老医学院大楼的西入口相对。在白色的湖南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他倾其所有,把伟大的勇气、无比的热忱、横溢的才华都奉献在这里,我们—他满怀感激的同事、学生、朋友们,将永志不忘!